《保险学》：顺天应时，

中国保险学理论的开山之作

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保险业是一项新兴的事业，与外商保险业相比，不仅历史短，经济实力差，而且专业人才匮乏，理论研究薄弱。“外商公司挟着雄厚的资力，且有不平等条约为之后盾，不受一切约束可以为所欲为”（注3），外商不但垄断中国保险市场的大部分业务，更通过技术领先使得华商保险同业多方受制于他。华商保险公司不仅分保业务仰赖外商，而且一切章程、契约、费率、保险单证格式等，都得照搬外国保险公司的成规，对于保险原理、业务技术方面，既无深入研究，又很少在实践中注重改进创新，这也成为我国民族保险业长期处于低端竞争状态下徘徊，成长迟滞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有鉴于此，当时经济金融界有识之士开始倡导保险理论学术研究，刊文呼吁通过宣传普及保险学知识来振兴民族保险业。

王效文精通英文法文，粗通德文日文，执教多年来参酌欧美国家保险学专著，较全面地分析了西方保险业的险种和经营机制问题，经过中外对比研究，在自己讲义的基础上，历经数载，几易其稿，精心擘画，编纂成《保险学》一书，经商务印书馆李伯嘉、苏继顷编辑，于1925年2月正式出版，这是我国第一部保险学专著。

恩师马寅初（1921年任上海商科大学第一任教务主任，时任中国银行总司券，总发行人），与吕岳泉（“华人寿险大王”，华安合群保寿公司总经理）分别为之作序，高度评价该书付梓面世的意义。

马寅初在序言中称：“吾国向无所谓保险学，有之，自本书之始。”“夫保险业之所以盛行于欧西各国及东瀛三岛者，固曰由于社会情形之不同，要亦由于著述者之倡导。”他说，若无保险学著作，则“其理不明，则欲事之发达也难矣”。他赞扬《保险学》一书“条分缕析，尤重各种保险之利弊，保费之计算，与契约之订立”。他还说此书能起“使国人知保险之性质与效用，不复以诈欺虚浮之业目之”之作用，“冀收互助之效，其有益于社会岂浅鲜哉？吾知此书之出，不仅学校得用之以教生徒，即各保险公司及已保有险与未曾投保者亦皆将视此为依归，故乐为之序，以公于世”（注4）。

吕岳泉在序言中首先点明保险之意义：“备者，立身处世之大要也，国有备，则外侮不能侵；人有备，则忧患不足虑。……人尽有备，而社会以之安宁。社会安宁，国家焉得不强。”他更是将欧美各国的强盛归之于“保险事业之大效”，而将中国保险业之落后归之于“国人愚昧，多事枝末，袭毛附，保险之声浪虽高，究之能真正了解保险原理者，则甚少”。他赞扬《保险学》一书“详论保险之源流沿革及其制度程序，条分理析，纲举目张。夫以中国人之目光，就中国人之习俗，施以考量，核其进退，发为是言，是必吻合吾国人心理无疑”。他呼吁将此书作为教材向社会推荐：“此书杀青，并将备高级商业学校之用，则尽量灌输保险学识与国人，此其嚆矢矣！人人能读是书，人人能了解保险真意，即是人人能知所备，有备无患，庶隐忧之来，不至束手无自全之策，不亦善乎！”（注5）

这些推荐评论，振聋发聩，在八十多年之后的今天，仍然有借鉴意义。

《保险学》出版后，在经济金融界引起极大轰动，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，各大学商科、商业职业学校纷纷采用它作为教材，堪为中国第一本符合国情的真正意义上的保险学开山之作。1932年10月经历体例章节修订后再版，1934年10月第二次修订出版，孔涤庵添加和修改了部分内容，遂